共同的困境 II

今年也看了不少女权主义书籍。看完《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Fed Up: Emotional Labor, Women, and the Way Forward）之后，反手就给去年博客里提到的女同事送了一本德语版。这本书写的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承担的隐形情绪劳动，例如作者在前言里写，某次她的丈夫把储物箱从高架子上取了下来，从里面拿了点东西之后，就没有再把储物箱放回原处，而是把它搁在了地板上，一搁就是好几天。然后作者写道：

“其实你只需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他看到我为箱子心烦时这么说。

这么明显的事情。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很碍事，需要放回原位。他直接把箱子举起来、放回去，不是很简单吗？但他偏偏就是绕过箱子，故意忽视它两天，现在反而怪我没主动要求他把东西归位。“

这正是症结所在。”我眼里泛泪，“我不希望这种事还要我开口要求。”

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任务，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动完成？为什么非得我开口要求不可？

这个问题促使我含泪据理力争。我想让他了解，为什么当一个家务管理者，不仅要发现问题、分配家务，还得若无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责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负担。有事情需要处理时，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选择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别人来做。家里牛奶没了，我得记在购物清单上，或是让丈夫去超市购买，即使最后一口是他喝光的。家里的卫浴、厨房或卧室需要打扫时，也只有我注意到。再加上我十分注意所有细节，往往导致一项任务暴增成二十项。我把袜子拿去洗衣间时，注意到有个玩具需要收起来，于是我开始动手整理游戏室，接着我又看到一个搁在一旁的碗没放入水槽，于是我又顺手洗了碗盘……这种无止境的循环令人烦不胜烦。

家务不是唯一令人厌烦的事。我也是负责安排时间表的人，随时帮大家预约行程，知道行程表上有哪些待办事项。我也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比如我丈夫把钥匙扔在了哪里、婚礼何时举行及着装规定、家里还有没有柳橙汁、那件绿毛衣收在哪里、某某人的生日是几号、晚餐吃什么，等等，我都知道。我的脑中存放着五花八门的清单，不是因为我爱记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会记。没有人会去看学校的家长联络簿，没有人会去规划朋友聚餐要带什么餐点前往。除非你主动要求，否则没有人会主动帮忙，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然而当你主动要求，并以正确的方式要求时，又会是一种额外的情绪劳动。在许多情况下，当你委托别人做事时，你需要三催四请，别人听多了还会嫌你唠叨。有时，这件事根本不值得你一遍又一遍地以恳切的语气催请对方（而且还要担心对方嫌你啰唆），所以我会干脆自己做。有好几个早晨，我帮女儿把鞋子拿到她的跟前，帮她穿上——并不是因为她不会自己穿鞋，而是因为我不想同一件事连续讲十几次，讲到我发飙大吼快迟到了，她还没把鞋子穿上。我希望丈夫打扫院子，但又想维持婚姻和谐时，必须注意自己讲话的语气，以免言语间流露出些许的怨恨，因为要是我不主动提醒，他永远不会注意到院子需要打扫了。为了迎合周遭的人，我不得不压抑情绪，只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平顺，毫无纷争。或者，我会自己做完所有事情。孩子当然不必做这种选择，丈夫也不必，那是我的任务，一向如此。

而且无论我做了多少，似乎总有更多在等着我，且那些事情比最终完成的任务还费时，但我周遭的人大多没注意到。这种感觉对很多女性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

没想到这本书疗效极其好，同事边读边开始跟她丈夫吵架，才过了两周，她丈夫就开始理解家务、情绪劳动意味着什么，并开始积极调整自己在家里的角色。同事直拍大腿，感慨读得太晚，这么多年一直缺乏和丈夫讨论这个问题的语言。当然也因为这个话题在德国被看作是私人的，一旦我们理解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私人生活的失败，直面问题就变得容易很多。而我同事的婚姻真的跟这本书写得，不能说非常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还没读完，同事就计划好了看完之后要给同事V，她马上要开始跟男朋友同居，V看完给同事A，她后年要跟未婚夫结婚。

与此同时，在旁边默默听我们情绪激动吐槽的我的男朋友，回家默默把饭桌上的熨斗收了起来——自从他两周前给自己熨了衬衫之后，熨斗就一直驻守在饭桌上。

怎么讲，女同志们手牵手，我们才能一起往前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