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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困境

前一阵子和同事J聊天,她聊着聊着就哭了起来。读博士六年多,期间生了两个孩子,疫情爆发之前,她充满希望地说,再有半年,博士论文就该收尾了。然后……她几乎是在家守了三年孩子。

她的丈夫是医生,疫情当前,在家务上自然是帮不了什么忙。她作为博士生,没有固定工作时间,接送孩子,带孩子,打扫,洗衣服……所有事情落在了她一个人头上。她说,有一次丈夫下班回家,在厨房转了一圈,非常失望地说,都没有热的晚餐可以吃吗?她气得要吐血,心想你想吃热的晚餐自己不会动手做吗?你以为我每天在家玩呢?我不知道她在那个场景里有没有大声骂回去。大概是没有的。

明斯特幼儿园的位置非常紧缺,也缺老师,因为工资实在太低。J女儿上的幼儿园里,两个老师要带四十多个幼儿,勉勉强强能保证他们不饿肚子,不互相追逐打破头,其余事情基本不必幻想。而疫情爆发以来,托儿所、幼儿园普遍设立新规,但凡孩子流鼻涕、打喷嚏或者咳嗽,家长必须立刻接走,以防小孩感染的是新冠又传染给其他人。传染给其他小孩事小,传染给老师的话,整个托儿所、幼儿园都要停摆。因此即使她难得来一趟办公室,也随时可能被一个电话喊去接孩子。当然,德国幼儿园、中小学本来就是中午就放学,她在办公室总之是待不了多久的。

因此J一直希望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希望在家里有独自工作的空间。可是她的左派绿党丈夫认为,现在的房子就够大了,他们根本不需要多一个房间,她想工作可以去学校的办公室呀。我们听到之后都气得上蹿下跳:他一天到晚不着家,当然不需要一个多的房间!

那天她哭着说,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我以为这个困境属于上一代人,我以为我可以早上把小孩送去幼儿园,然后就可以安心工作一天,直到下午再把小孩接回家。但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我甚至想,要么当几年家庭妇女,先把孩子带大。我的母亲就是一位家庭妇女,她从来不说,但我能看得出她非常不幸,我以前常常想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她没有重新开始工作,现在才明白,当了十年家庭妇女之后,四十岁的女人怎么可能重返职场。我以前是一个那么优秀的学生,有那么好的司考成绩,然而现在我根本不知道要拿我的人生怎么办。

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困境。明斯特是一个很神奇的城市。近二十年经济增长率在德国城市中位列第一,城市公共设施却停滞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一天比一天烂。没有足够的幼儿园是之一,更离谱的是,几个月前取消了两条非常重要的环城公交线路,原因是招不到公交车司机,因为工资实在太低。同理,德国医院医护人员紧缺,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喊了几十年,教师、司机、医护人员工资没怎么见涨,另一边口口声声建立绿色城市,忙着置办电动公交车,实在虚伪。背后打得乒乓响的算盘自然是,反正母亲、妻子和女儿总是会接下这些活的。反正女人总是免费的。

我七十多岁的女朋友H,当了一辈子俄语、英语教师。生了孩子之后选择继续工作,不得不雇佣保姆照看小孩长达十年。花销惊人不说,期间还要忍受所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你说历史滚滚向前了吗?

3 comments

  1. 啊我有很多来自NRW的朋友,我的前合伙人飞先生和他丈夫就是NRW的人,还有很多其它的朋友。他们当初都义无反顾选择离开那个地方到柏林来,因为柏林和NRW,非常不一样。我在德国的前十年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细微的差别,也是这些年慢慢才明白的。当然也不只是NRW了,这种对比可以扩展到除了柏林以外的任何地方跟柏林之间,然后在柏林更久之后,最愤世嫉俗的人会说柏林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飞先生和他丈夫计划再回到NRW去生活,听说了的朋友都会流露出先是吃惊,然后是带点瞧不起的嘲笑,然后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也不奇怪”的神情,最后是这几种情绪混合在一起的那种耐人寻味的表情。

    因为你在我那边的留言,所以让我想到了阶级什么的。其实都是一码事。要讲清楚很难,又容易很粗鄙,所以我也没有想好怎么讲这个事情。

  2. 哦哦哦,还有奥。之前我说我很希望看到你去从政,也有这个原因,但是要讲清楚也觉得好复杂啊不知道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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