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刚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了基金会组织的一个关于可再生能源的研讨会。会议地点在风景如画的莱茵河畔，阿登纳故乡旁边的富裕小镇。这个会一共要开五天，基民盟少年们第一天就宣布这个研讨会设计得很失败，议程里竟然包括让我们和附近的居民进行访谈，了解大家对可再生能源的看法，我们又不是社会学家，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为什么。这些基民盟少年中很大一部分学的是机械工程，在他们的施压下，会议议程进行了修改，有一整天我们都坐在会议酒店里，听他们讲可再生能源的种种技术难题。机械工程少年们讲得眉飞色舞，其他所有人听得昏昏欲睡。我实在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了解地暖的技术细节，难道我是要自己DIY吗？ Anyway，我们不是个政治基金会吗？所以最后总结反思的时候我反驳了机械工程少年们对研讨会的批评：现在可再生能源推广不起来，难道是因为有什么技术难题吗？难道是因为大家不理解技术吗？难道我买个冰箱还需要知道制冷的技术细节吗？问题难道不是因为德国政策并没有在鼓励可再生能源、有钱人也根本不在意能源再生不再生这码事吗？大家陷入沉默，因为想起了和当地环保专员鸡同鸭讲的交流。 […]
上周六我也参加了支持巴勒斯坦的反战抗议。这次在我公开发言之后，一个抽着大麻的路人走过来，操着口音很重的德语跟我说：我只是路过这里，刚刚听到你的发言，我是个叙利亚阿拉伯人哈，但我完全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着巴勒斯坦的国旗。为什么不为全世界人类，不分种族、国籍发言，为什么只谈巴勒斯坦？ 因为我本来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很反感民族国家，所以好声好气地跟他讨论了下去。我说，我也反对民族国家，但问题是，反对民族国家不应该从最弱小、最脆弱的国家开始，在现在的政治框架下，除了支持巴勒斯坦，我们别无选择。你为什么不跟以色列说，让以色列不要再举它的国旗？然后这哥们乱七八糟地重复了一大堆类似“全世界人民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不好吗”这种废话，我问他，现在是谁在阻止全世界人那么和平地生活在一起，难道是巴勒斯坦未成年人、巴勒斯坦妇女、巴勒斯坦记者、巴勒斯坦医生吗？ […]
上周六我参加了一个支持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在德国，游行示威不需要经过当局同意，但原则上需要由负责人预先在警察局进行登记，警察很可能会为游行示威设定一些条件，例如，不可以喊from the […]
（被叶攻催更才登陆了一下博客，看到草稿箱里还躺着一堆草稿，随手写一点。） 德国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大型建筑工地。每座城市都在不停修路修建筑修一切。尤其是在年末，建筑工地就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长出来。这个季节性波动的原因很简单：今年用不完财政预算，明年的财政预算就会减少。一个“理性”的政府会做什么呢？年末撒口袋里剩下的钱，既能促进经济，又能确保工人们有事可做，有香肠可吃、啤酒可喝，又能保证明年能拿到更多的钱，why […]
差不多四年前，我刚拿到博士奖学金不久，去莱茵河畔的国王冬天（Königwinter）小镇参加为外国奖学金生举办的研讨会。研讨会日程设置的槽点之多，实在让人无从下嘴。有一个女士来给我们讲时间规划，为了引入主题，她说，“大家常常都说自己没时间，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来做个计算：每天有24小时，一周工作日五天就是120个小时，每天睡觉8个小时，吃饭2个小时……”总之算下来就是一周确实有很多时间，结论就是我们之所以常常觉得没时间，是因为我们没有规划自己的时间，把时间浪费在了乱七八糟的事情上而不自知。 作为中国人，时间管理对我来说可谓老生常谈，虽然我自己从来不管理时间（事实上这个词本身就很可笑，你如何能够管理时间？），但是也不觉得别人爱（假装）管理时间是个什么大问题。而在场的外国奖学金生基本上都来自南美、中东、东欧、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这个计算震惊了——她们纷纷举手抗议，说人怎么可以这样计算自己的时间！我们是人，又不是机器！ […]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沉迷网络，很想拥有一部能够上网的手机。于是某个周末，我妈带着我去了中国硅谷。卖手机的大哥仔细了解她的需求和预算之后，思考了片刻，推荐了几款贴牌手机。我记得我选了一款白色的，有天蓝色的边边。我妈是特别节俭的人，即使手机在预算范围内，还是坚持跟大哥砍了几轮价。买完手机，我们一鼓作气办好了手机卡，欢欢喜喜坐车回家。没想到的是当天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有能连上互联网。无数次失败之后，第二天我们又坐车来到中国硅谷。 大哥聆听了我们的困惑，面无表情答复道：“当然不能上网。是不是有病，这么点钱想买个能上网的手机？！”，并且拒绝退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