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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陷入了久违但仍然非常熟悉的厌倦情绪。估计是备考害的，因为真的太无聊了，又毫无意义，在一些程度上比高考还糟糕。还好毕竟我的年纪在这里，又离家万里，可以免受备考高考时焦虑的折磨。 过去十年，我的精神状态总结起来就是在愤怒和厌倦之间横跳，接触无政府主义之后偶有乐观的时刻，但总是很快消逝，主要因为几乎每一个跟我谈到这个话题的人都会无语、震惊甚至生气，觉得我脑子肯定是有什么问题。对一个高敏感、高共情又能理解一切的人来说，活着，并且尽力不cynical ，本身就是困难模式。

Flunkyball是我最难理解的一个德国灌酒游戏。它的规则大概是这样的：分成两队，每队排成横排，相隔数米相对站立，中间立个棍子，两队轮流用棍子或者球砸这根棍子，砸到的话，该队所有人就要开始迅速喝酒，直到另一队队员把棍子重新立起来，然后由这一队再来砸棍子。所有队员都喝完手中那瓶酒之后，该队获胜。 我只玩过一次Flunkyball，是参加奖学金基金会一个关于新能源的研讨会的时候。我很可能会另写一篇博文吐槽这个研讨会，所以研讨会细节先按下不表。总之研讨会在北威州最有钱的小村之一BH举行，BH离波恩很近，所以参加研讨会的奖学金生中，有几个人每晚都吵着要去波恩的酒吧喝酒，事实上他们也去了。我只觉得他们有病。结果研讨会最后一晚，大家集体决定去波恩大学附近的草地上开趴，我不得不去。 […]

小时候是怎么过的年，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寥寥几次回湖南过年，倒记得很清楚，因为湖南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我读小学的时候，爷爷奶奶家冬天还是烧着炭盆，每晚大家穿着棉袄，披着棉被围坐一团看电视，烤橘子、糍粑吃。家里没有热水器，要洗澡的话就得先烧一桶热水，蹲在厕所的坑上洗。我爸受不了，后来就带我们去住酒店了。爷爷奶奶搬了新家之后也是如此。 其余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深圳过年。以前过年的时候，深圳总是空荡荡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如此。我们家过年，无非是多几个菜，电视上放着春晚。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吃完饭就跑去开电脑打游戏。我是在广东、香港文化中长大的，而春晚完全是北方节目大杂烩，我外公外婆甚至根本看不懂。我的两个姑姑在深圳，小姑姑开了十来年的湘菜馆，年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吃饭。厨子、食材都是湖南运来的，非常地道，所有人都记得我爱吃什么菜。可惜后来网上订餐平台火了起来，我小姑姑脑子特别清楚，立刻知道这一行是做不下去了，很快把店铺转手了。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别看现在各个平台这么大方地给顾客补贴，等把顾客都吸引过去之后，这个成本最后肯定会全部转移给商家。果然现在人人都在抱怨预制菜，却仍然在网上抢券点餐。 […]

我非常沉迷身体的疼痛，怀疑这是我热爱篮球的原因之一。受伤是常有的事，因为我常常在篮球场上拼命，小学的时候就磕碎了两颗门牙的下端，回家路上感觉到嘴里好像有沙子，咯吱咯吱响。我的门牙至今仍然坑坑洼洼。总之根据我的经验，篮球场上有两种让人直冒眼泪的常规疼痛，一种是飞来的篮球直直戳到手指的痛，另一种是在篮底奋力投篮，篮球撞在框上反弹回来砸到鼻子的痛。此刻我左手的无名指正因为前者肿成了1.5倍粗。 但有一种疼痛，是属于我个人的。大学一次篮球赛上，我磕到了大脚趾，趾甲盖里全是血，我只能不停摁趾甲盖，好把血水挤出来。几天之后，我在寒冷的北京冬天穿毛裤的时候勾到了这片趾甲，把它整个掀翻了。正当我以为自己将永远失去大脚趾趾甲的时候，它又开始重新冒头。过了没多久，我跑去别的学校偷偷帮球友的学院打球赛，又磕到了大脚趾……这次没掉干净，我只好去医院找护士帮我把它拔下来。护士姐姐给我打麻醉的时候，我只听到刺啦一声，不知道为什么注射管里的液体喷射在了我整个脚面上。护士姐姐胡乱擦了一把，迫不及待地开始动手拔我的趾甲，在我“麻药还没起效啊啊啊”的嚎叫声中，我又失去了我的趾甲。当然它又再次长了出来。再后来磕掉趾甲就成为了稀松平常的事情。仔细数来，至今我少说磕掉过这片趾甲6次。每次它都又重新长了出来。学德语之后读Herta […]

男朋友的生日愿望是去法兰克福吃万州烤鱼，所以我们就去了。 三年多前我们在法兰克福逛棕榈园，逛完之后在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吃饭，随手点了个烤鱼，惊为天人。大份烤鱼里有两条中等大小的海鲈鱼和一大堆配菜。海鲈鱼是用文火细细烤过的，每一寸都散发着焦香。三年前回国，我在深圳吃烤鱼，一上菜就知道鱼并不是烤过，而是炸过的，味道自然不可同日而语。配菜里的有冻过的嫩豆腐，土豆预先炸过又炖过，入味，糯而不烂……这次吃到的烤鱼，和三年前一模一样，涨价之后盛惠30欧，加上饮料茶水、米饭一共38欧，拿着打包的一大盒没吃完的配菜，我们目瞪口呆。 […]

我是一个没什么乡愁的人。我一直在失去那些也许能够称为故乡的地方。我离开，那些城区不断变化，更新的餐馆代替了新的那一家，在最高的建筑之外又有更高的建筑立起来。我常常觉得不仅时间，空间也是流逝的。我漂浮着，是所有时空的过客。 18年的时候我爸来欧洲出差，顺便来看我。直到现在他仍然感到诧异：从来没有在外国生活过，来德国也才不到一年，为什么我看起来那么适应，那么自在。这句话的语气让我感到很熟悉。小时候我在老家读幼儿园，他有时候从深圳回去看我。我长大之后，他用同样的语气说：看到我，你好像挺高兴的，但我走的时候，你也不会不舍得。这大概是对我和故乡关系最好的概况。 […]

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几年里，我不仅从来没有动过要打耳洞的念头，而且屡次在女朋友们谈及这个话题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评论：我又不是一棵圣诞树，为什么要在自己身上打个洞挂东西？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刻薄，来德国几年之后，才明白是因为自己以前为女性身份而感到非常焦虑。而我的女权主义同事V，就从来不曾为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焦虑。用她的话说，当女孩太好啦，男的都bekloppt（脑子不太正常）。她很喜欢美丽的东西，衣服、鞋子、首饰，她有两个耳洞。 […]

我很晚才发现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我见到过，也经历过很多基于女性身份的困境，但我始终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理解。我认为这是弱者的困境，是少数族裔的困境，却从来没有把它们理解为女性的困境。 仔细想来原因之一在于，自高中以来，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总是把自己带入到男性的角色中，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一个很优秀的男性，我并不会梦想成为他的妻子，而是梦想成为他的敌人。更诡异的是，我在男性视角中入戏过深，以至于我从来没有把哪个女性视为任何方面的敌人，甚至和大多数无脑男一样，很容易对符合各种不同刻板审美的女性动心，至今如此。上一次是两周之前，一个金发女孩，下巴中间有道浅沟，瞳孔是双色的，一只天蓝，一只碧绿，她一对我笑，我就感觉有三百只猫在心上挠。我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蕾丝边，完全是因为我时刻反思自己对女性的爱，这些爱意里的牺牲欲、保护欲、物化女性的倾向让我感到魔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