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价值

上周项飙就俄乌战争做了一个访谈，几个朋友在群里非常气愤地吐槽项飙。我没看出项飙的访谈有什么问题，完全摸不着头脑，稀里糊涂地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开启了一场讨论。群里讨论完之后，我又和美莎同学小窗探讨了为什么我们的感受如此不同，详见美莎同学的博文。

总的来说，我对“乡绅逻辑”的理解非常宽泛，我在读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的时候，关注的更多是技术细节，也就是说浙江村自治的逻辑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运作。而且我确实项飙的初衷保有同情（sympathy），正如我对美莎同学说的：

我觉得乡绅逻辑中男的掌权不是必然逻辑，而是外部环境，内在观念的共同结果。也就是说完全可能出现女乡绅，完全由女乡绅掌权的结果，虽然浙江村里没有。我觉得项飙的意思就是要理解和尊重自治的逻辑，而并没有说自治只有一种逻辑。我理解他说的乡绅逻辑就是尊重地方自然形成的权力结构，选择合作而不是拆解。至于过去乡绅都是恶心的男的，就是思想观念和外部环境的结果，但这个并不是内在的东西。

群里其他姐妹完全是被乡绅们，以及项飙对乡绅们的共情恶心到了。而我认为，逻辑上来说，政治结构要么是自治，要么是管制。如果我们认同管制不是个办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理解自治的可能性，哪怕我们面前的案例是乡绅的自治。对此美莎同学的感受是这样的：

在大爹和小爹之间二选一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即沮丧，又迷惑。

但我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虽然目前地方自治的结果就是小爹当权，但地方自治的逻辑并不等同于小爹的逻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在大爹和小爹中选一个，而是既要了解大爹如何运作，也要了解小爹如何运作，研究他们身上会不会真的有什么可取之处，以及到底有哪些必须避免的弱点和弊端。如果我们认为自治是更好的逻辑，就得在这个逻辑下思考如何确保不是小爹当权，在地方复制管制的逻辑。如果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些都是切实、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可以心平气和看进去，甚至觉得项飙非常有洞察力。

具体到上海团购物资的事情。我们都观察到了，组织团购物资的大多都是女性或者同性恋男性，直男是靠不住的。这里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就很多了。首先是为什么组织团购的都是女性，其次是为什么这个特殊情况下的权力结构无法得到固定，从而成为日常权力结构。显然男性就很擅长把战时的权力结构固定下来，使它成为日常权力结构的基础。

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组织团购是只有义务而没有利益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互助互利的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没有能为女性赢得社区声望，使得她们话语权扩大？像很多人类学家指出的那样，很多社会中的首领是最穷的人：他的声望取决于他的慷慨程度。首领最基本的工作是公平地进行财富再分配。连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参政的逻辑都和这个类似，所有政治家竞选时都要疯狂借款，大肆举办各种公共活动哄大家开心，所以当选时总是负债累累，盼望着去外省大捞一笔。为什么当今世界对领袖的期待是不同的，这个期待如何形成，有没有可能被改变？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它必须被改变。

美莎同学在该博文中还写道：

在贵国闹肺炎的时候，女性不仅要给男的擦屁股，还得给国家擦（并没有说她们平时没帮着擦的意思）。不仅要绞尽脑汁给全家人搞到足够的食物，还得顺带着帮助整个社区逃脱饿肚子的厄运。而她们在这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卓越管理统筹能力，也很难说是女性天生就具备的优良品质。我看八成还是后天被社会捶打的结果。

我并不认为女性具有天生的优良品质，而且就算有，先天的优良品质也并不比后天塑造更值得赞美。当然我理解美莎同学的困惑：如果女性的优良品质都是后天被捶打的结果，有一天这个捶打没了，那么女性是不是也会失去这些优良品质？届时的女性要怎么样建构一个比当下更好的世界？我同样没有答案。但我相信优良品质就是优良品质，我们无须探究它到底是先天就有，还是后天塑造。因为人并不是一块彩色橡皮泥，颜色天生，形状由别人来捏。我们并不是别无选择的。

当然我们都是结构里的行动者，每个人选择的可能、机会不同，但这些优良品质仍然是女性选择并为之付出努力的结果。在一个没有捶打的社会里，这些选择和努力仍然是可能的，只要女性保持开放，保有反思和怀疑的能力。

最后我反思了一下，为什么我的脑回路如此不同，觉得很可能是长期浸淫在学术环境的结果。首先，我真诚地相信今天的人类学是一个努力保持价值中立的学科。这和人类学史密切相关。人类学最初创立，是要为帝国主义殖民者理解野蛮人做贡献，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对野蛮人进行管理。而后殖民时代，人类学努力反思自己恶臭的历史，努力和意识形态、价值保持距离，是被和纳粹后代类似的耻感所驱动。我不认为一个人类学家应该做政治表态，甚至我相信，很多人类学家会觉得政治表态是不专业的表现。我觉得项飙的访谈确实有助于理解很多俄罗斯普通人。我有一个来自拉脱维亚的好朋友，她的妈妈是一个俄罗斯人，爸爸是一个典型的东欧男人，嗜酒，家暴，很早地离开了家庭。妈妈常年在德国打黑工做保洁，独自养大了两个女儿，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供她们俩一个读当地的德国学校，一个读英国学校。最终我的朋友在德国读法学，而她的姐姐在伦敦读政治学。她妈妈从来没有道德绑架过两个女儿，既不要求她们早早嫁有钱人生孩子，也不要求她们赡养，陪伴自己，而是真诚地希望她们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但她同时是一个普京铁粉，钱包里放着普京的照片。因此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两个女儿没有再和她们的妈妈联系过。我的朋友跟我说，她妈妈很可能会因为普京放弃自己的女儿。我相信俄罗斯有很多这样的普通人，我们必须尝试理解他们。

其次，在德国，想找一个比法学还白右男的学科是很难的。活在这个结构里，如果我希望改变这个制度一点点，我就必须理解白右男的逻辑。只有我用白右男的逻辑击溃他们之后，我才有机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事实上很多白右男法学家并非无可救药，他们只是无知，真的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所以当我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并不会感到被冒犯，甚至常常乐于承认我是对的，因此我才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值得一做。

我并不认为性别会阻止一个人靠近真理（当然可能会阻碍），因此不认为某一个性别学者的研究先验正确或者更好，我认识很好的男性学者，也认识很差的女性学者。我也不认为女权运动应该完全排除男性的参与。历史上很多先进男性曾经为女性发声，帮助女性获得政治权利。事实是，如果没有他们，女性的斗争会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