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四年前，我刚拿到博士奖学金不久，去莱茵河畔的国王冬天（Königwinter）小镇参加为外国奖学金生举办的研讨会。研讨会日程设置的槽点之多，实在让人无从下嘴。有一个女士来给我们讲时间规划，为了引入主题，她说，“大家常常都说自己没时间，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来做个计算：每天有24小时，一周工作日五天就是120个小时，每天睡觉8个小时，吃饭2个小时……”总之算下来就是一周确实有很多时间，结论就是我们之所以常常觉得没时间，是因为我们没有规划自己的时间，把时间浪费在了乱七八糟的事情上而不自知。
作为中国人，时间管理对我来说可谓老生常谈，虽然我自己从来不管理时间（事实上这个词本身就很可笑，你如何能够管理时间？），但是也不觉得别人爱（假装）管理时间是个什么大问题。而在场的外国奖学金生基本上都来自南美、中东、东欧、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这个计算震惊了——她们纷纷举手抗议，说人怎么可以这样计算自己的时间！我们是人，又不是机器！
大家的震惊和对规训的敏感震惊了我。新自由主义世界里对投入产出比的计算、因无所事事、无法完成绩效而产生的焦虑如此无处不在，让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甚至当我进行自我检视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新教伦理已经通过某种诡异的方式在我的习惯和潜意识里扎根。但我来自第三世界的朋友们，她们仍然是自由的人。
四年前参加研讨会期间，我和来自乌克兰的O被分到了同一个房间，整整一周我们都睡在同一张床上，每晚聊天聊到凌晨。她当时在读新闻专业硕士，一心想着毕业回乌克兰当记者。后来普京侵略乌克兰，她决定在不来梅读政治学博士，而她长期在德国打黑工的妈妈，甚至因为俄乌战争第一次获得了德国工作签证，现在在不来梅的老派德国餐厅Ratskeller工作，成为了O在不来梅的室友，让我觉得讽刺。
总之上周末我去不来梅找O玩，研讨会上认识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Y也从汉堡去了不来梅。到达当晚，O邀请了她的一些同事来吃晚饭，除了一个德国人以外全都来自第三世界，给我们做了红菜汤、煎土豆饼和土豆奶酪馅的小面包。和第三世界的朋友在一起真快乐，没有德国人小心翼翼的各种礼节，弯弯绕绕的婉转语，那晚我们吐槽德国到凌晨两点半。接下来的两天O、Y和我每天睡到大中午，慢悠悠地爬起来做早餐，吃完出门随便逛，逛累了就去喝咖啡、吃饭，聊很多很多的天，从起床聊到凌晨。没有人计算投入产出比，没有人因为无所事事、无法完成绩效而焦虑。
在汉堡读博士的Y说，他每天十点、十一点去办公室，工作三四个小时就回家，德国同事每天都阴阳怪气地说“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你这么早就走啦？”无非是责怪Y懒惰，标榜自己的工作道德。然而来自第三世界的Y完全不为所动，回答“对啊，工作完成了嘛，待着好无聊！”Y希望博士毕业之后立刻回阿尔及利亚谋个教职，因为在阿尔及利亚他可以每天都和朋友、亲人踢足球、逛沙滩。阿尔及利亚什么都好，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然而这正是他们可以每天踢足球、逛沙滩的原因。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只能在累死累活有点钱和轻轻松松穷到死这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我们怎么陷进了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忙碌不停，也是因为被系统训练得太厉害——一闲下来就焦虑不安，但我又很渴望没有牵挂的闲暇时间，一种被自己困住的感觉。
我还能提供另外一个样本：喜欢工作的工作狂。该工作狂既不喜欢睡懒觉，也不喜欢做早饭吃早饭逛街喝咖啡聊天，起码不喜欢天天这么干。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从早上工作到晚上然后去睡觉醒了又工作。也不计划时间。
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我也是这种人，但前提是工作是我自己选的，我喜欢的，而且没人逼我做
我本来是不太了解学术圈的。如果不是自己男人，我现在也不了解。但这么观察了几年，贵圈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首先，大部分人做这个工作最初的原因也是因为自己喜欢，起码在西方这个语境下，纯粹为了挣钱来搞学术的人估计很少。但somehow也完全谈不上什么自由地做喜欢的事情，剥削和自我剥削的程度都高得惊人。
因为你现在是用新自由主义世界跟第三世界比，说第三世界更加自由，说实在的我作为其它行业的人，第一反应是：hmm? 第三世界那么多血汗工厂，那么多累加的不平等，这个对比是咋做出来的？这要是任何一个拿着一年30天年假三天两头公共假期，每天到点就下班的德国建筑师敢对着中国在大修大建时期分分钟猝死现在房地产垮塌之后大批量失业养不了家也糊不了口的同行说这种话我真的是要白眼翻到天上去。但因为你在学术圈…我就觉得，行吧，这么说可能也可以吧…学术圈的事情我是真的不懂，不管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累死累活，还是第三世界的踢足球逛沙滩，都是特权阶级的奢侈，嘻嘻。
首先，我根本没有说第三世界更加自由，我说的是我来自第三世界的朋友更加自由……而且她们也并不来自特权阶级，我的乌克兰朋友家人是乌克兰农民，光靠农业连收支平衡都做不到那种，所以她妈妈在德国餐厅洗碗，越南朋友妈妈就是普通工人阶级，她们基本上都是类似的背景。唯一可以算是特权阶级的就是阿尔及利亚朋友，他爸妈是医生，但是也实在是没有特权到哪里去，而且他工人阶级出身的朋友们也跟他一起在沙滩上踢球，主要是因为也没有工厂收她们。其次，中国根本不算是第三世界，尤其是你说的建筑行业从业者所在的那个世界。我根本就没有想要一概而论。
学术界自我剥削确实很严重，主要是ego强的选手们，我自己是没有兴趣，不爱做的事情我就真的没做。
啊，我并不是说建筑师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受压迫阶级。我是说，如果她们说这样的话，因为我知道她们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白眼会翻到天上去。建筑师在欧洲也是很苦逼的，属于受教育的时候高投入，但工作时候超低回报，而且横向比较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能混成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比起来中国同行还是要好太多。尽管即使在几年以前，中国的同行们也万万不会同意我的话。那时候建筑系还是各高校抢手的专业。啊说岔了，我的意思是，换到你作为搞学术的人这么说，我因为对学术圈确实极其不了解，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你这个结论。学术圈的朋友们从各种角度去研究权力/权力关系/权力运作或者其它乱七八糟跟权力相关的一切，最后咋把自己给压榨成了那样？我并不觉得这是因为选手们ego太强，我从旁观者的角度都能看到很多不合理的学术体制造成的问题，当然有可能确实因为大部分选手ego都太强，才众志成城地搞出了这么不合理的体制吧。所以如果学术圈的人抱怨在欧美更不自由，我也不知道，只怕是真的吧。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来说这个关于自由的事情，因为要说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是不是更自由，也许得先界定一下什么是自由。如果是主观的自由当然怎么说都行。另外，如果乌克兰农民的孩子继续当农民或者洗盘子，那确实不是特权阶层。不过现在变成去搞学术就真的很难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