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和第三世界

差不多四年前，我刚拿到博士奖学金不久，去莱茵河畔的国王冬天（Königwinter）小镇参加为外国奖学金生举办的研讨会。研讨会日程设置的槽点之多，实在让人无从下嘴。有一个女士来给我们讲时间规划，为了引入主题，她说，“大家常常都说自己没时间，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来做个计算：每天有24小时，一周工作日五天就是120个小时，每天睡觉8个小时，吃饭2个小时……”总之算下来就是一周确实有很多时间，结论就是我们之所以常常觉得没时间，是因为我们没有规划自己的时间，把时间浪费在了乱七八糟的事情上而不自知。

作为中国人，时间管理对我来说可谓老生常谈，虽然我自己从来不管理时间（事实上这个词本身就很可笑，你如何能够管理时间？），但是也不觉得别人爱（假装）管理时间是个什么大问题。而在场的外国奖学金生基本上都来自南美、中东、东欧、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这个计算震惊了——她们纷纷举手抗议，说人怎么可以这样计算自己的时间！我们是人，又不是机器！

大家的震惊和对规训的敏感震惊了我。新自由主义世界里对投入产出比的计算、因无所事事、无法完成绩效而产生的焦虑如此无处不在，让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甚至当我进行自我检视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新教伦理已经通过某种诡异的方式在我的习惯和潜意识里扎根。但我来自第三世界的朋友们，她们仍然是自由的人。

四年前参加研讨会期间，我和来自乌克兰的O被分到了同一个房间，整整一周我们都睡在同一张床上，每晚聊天聊到凌晨。她当时在读新闻专业硕士，一心想着毕业回乌克兰当记者。后来普京侵略乌克兰，她决定在不来梅读政治学博士，而她长期在德国打黑工的妈妈，甚至因为俄乌战争第一次获得了德国工作签证，现在在不来梅的老派德国餐厅Ratskeller工作，成为了O在不来梅的室友，让我觉得讽刺。

总之上周末我去不来梅找O玩，研讨会上认识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Y也从汉堡去了不来梅。到达当晚，O邀请了她的一些同事来吃晚饭，除了一个德国人以外全都来自第三世界，给我们做了红菜汤、煎土豆饼和土豆奶酪馅的小面包。和第三世界的朋友在一起真快乐，没有德国人小心翼翼的各种礼节，弯弯绕绕的婉转语，那晚我们吐槽德国到凌晨两点半。接下来的两天O、Y和我每天睡到大中午，慢悠悠地爬起来做早餐，吃完出门随便逛，逛累了就去喝咖啡、吃饭，聊很多很多的天，从起床聊到凌晨。没有人计算投入产出比，没有人因为无所事事、无法完成绩效而焦虑。

在汉堡读博士的Y说，他每天十点、十一点去办公室，工作三四个小时就回家，德国同事每天都阴阳怪气地说“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你这么早就走啦？”无非是责怪Y懒惰，标榜自己的工作道德。然而来自第三世界的Y完全不为所动，回答“对啊，工作完成了嘛，待着好无聊！”Y希望博士毕业之后立刻回阿尔及利亚谋个教职，因为在阿尔及利亚他可以每天都和朋友、亲人踢足球、逛沙滩。阿尔及利亚什么都好，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然而这正是他们可以每天踢足球、逛沙滩的原因。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只能在累死累活有点钱和轻轻松松穷到死这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我们怎么陷进了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