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参与过八百个以穆斯林姑娘头巾为焦点的讨论，无论是在法学框架内，还是法学框架外。无论对方辩友观点是什么，我总是觉得这个讨论有很多地方很奇怪。我今天好像突然想明白了一点，原因在于我觉得穆斯林姑娘的头巾不应该是讨论的中心。
头巾当然被视为穆斯林女性在宗教群体内部被压迫的象征，但同时也成为了她们在外部受歧视的理由。在德国，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不能担任公职，包括法官。（如果你要说公职人员就应该保持宗教中立……我觉得也不是不行，但能不能先把德国法庭上挂着的巨大十字架取下来？）总之结果就是，女穆斯林无法成为法官，男穆斯林却可以，因为他们不戴头巾。于是头巾既是穆斯林姑娘受压迫的结果，也是她们受压迫的理由。
我有一个来自埃及的基督教女朋友，去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前，我们作为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没事做了德国的Wahl-O-Mat测试来玩（通过回答一系列问题，判断答题人的政治主张和哪些党派、在多大程度上相符）。如前所述，我本人认为公共机构的形式宗教中立可以通过两种政策得到保证：要么所有公职人员都可以自由选择穿戴符合自己宗教信仰的服饰，要么所有公职人员都不能穿戴符合自己宗教信仰的服饰。也就是说只有当基督徒不被允许戴十字架项链，公共机构的建筑里不挂十字架的时候，禁止穆斯林女性戴头巾才是合理的。既然没有一道题问我“法庭能不能挂巨大的十字架”，在“公职人员能不能戴头巾”这一题上，我当然选择了“能”。
她选择了“不能”。据她所称，这个结果让她本人大吃一惊。而她的理由让我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大概率上戴头巾的女性比较落后愚昧（大意）。且不说这个说法本质上和说“来自非洲的人大概率上比较落后愚昧”并无差别，选拔公职人员自有一套标准，真要“落后愚昧”的话，无论是不是穆斯林，恐怕都是选不上的，为什么要让戴头巾成为一票否决的理由？
事实上欧洲有很多穆斯林女性主张自己有戴头巾的自由，因为“头巾包住的是头发，而不是脑子”。很多女权主义小伙伴认为穆斯林女性没有戴头巾的“自由”，因为她们是被强迫戴头巾的。因此要求戴头巾的自由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无视了穆斯林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但这个观点始终没有完全说服我。主张有戴头巾自由的穆斯林，通常在欧洲出生，长大。其中很多的女性，确实有选择戴或者不戴头巾的自由。而她们选择戴头巾，有时是为了反抗欧洲对穆斯林的歧视。如果她们并没有比她们的基督教姐妹、印度教姐妹受到更多的性别压迫，为什么我们仅仅跑去告诉她们“你的头巾是你受压迫的结果和象征，不摘下来就是愚昧和落后”呢？
我相信讨论所有的象征都不能脱离它的语境。例如在韩国街头化着浓妆，穿着超短裙的女孩可能是谄媚男权，但在伊朗街头化着浓妆，穿着超短裙的女孩显然是在反抗男权。穆斯林姑娘有没有权利，有没有空间自己定义戴头巾的意义呢？我不确定。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强迫她们解放的权力，也没有谴责她们不够解放的权力。因为我们自己同样受结构所束缚，而无论目的是什么，强迫都是不正当的手段。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女性要穿内衣，要遮蔽乳房，何尝不是物化，性化女性身体，何尝不是对女性的压迫？但你要我也和躺草坪上晒太阳的男的一起裸露上半身，我觉得我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既然头巾只是一种象征，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去讨论这个象征，讨论受压迫者应该做什么，而不去讨论它的本质——伊斯兰教对女性的系统压迫呢？……我承认我感到无从下手。因为讨论头巾这种外显的象征有多么容易，探究背后隐身的权力结构及其作用机制就有多么困难。我认为这是“穆斯林姑娘戴头巾”讨论最大的问题，它模糊了我们的焦点，把问题转化为“穆斯林女性为什么不觉醒”，从而暗示她们需要为此负责。但止步于此是不够的，也对她们不公平。
我都不敢写这个。虽然吵了那么多架，但我都不敢复盘，因为太复杂了，想起来就觉得头大如斗。
其实格格巫和我的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同，你也都提到了。总结起来就是：大家总是谈论头巾，归根究底还是柿子捡软的捏。真要讨论，什么让好好的人要遮住自己部分的身体，才是值得讨论的点。而这个讨论也很复杂，也要分场域，穆斯林世界固然盘根错节，西方世界也有自身的各种问题和context，一句话打倒父权制是最简单。但既然一时半会儿打不倒，就只能坐下来讨论，然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都掺和了进来，然后就头大如斗。但aside柿子捡软的捏，头巾作为符号最本质的意义是对女性的压迫，不能说这个符号也被赋予了其它的意义，我们就可以忽略它的本质，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也是自欺欺人。
当然得承认头巾是对女性的压迫，但我考虑的是，这个意义是不是可以通过穆斯林女性的有意识行为得到改变。假如说明天一早起来，所有穆斯林女性都可以无负担地选择摘下头巾，但她们中的一些人决定继续戴头巾来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那戴头巾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意义飘移的进程一般是很长的，关键的行动者就是穆斯林女性本人，只有当她们感到安全，放开讨论这个话题，意义才会飘移。所以我觉得外部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创造这个安全的环境，不带预判和偏见地跟她们讨论这个事情。就好像说bitch是厌女词汇吧，但当女性选择用bitch称呼自己的女朋友们，bitch的内涵就变了。
你说得很对。但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创造这个安全的环境，不带预判和偏见地跟她们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当然应该做到这一点，但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应该做到这一点。因为女性的处境是一个普世的问题，我们作为女性参与讨论，是因为这也是影响我们自身权益的问题。我也认为充分地参与讨论，甚至不局限于女性，也是创造安全环境的一部分。创造安全的环境不是hold back，而是come in。
我的意思是，如果穆斯林姑娘跟我说，她是自己选择戴头巾的，爸妈没有强迫她，但她觉得大家视头巾、穆斯林为洪水猛兽，让她很不爽，她想要通过头巾表达自己的穆斯林身份，那我就不应该说“无论你怎么觉得，头巾都是父权主义的压迫，你这么做是错的，或者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对话本身就是一种come in，不带预判和偏见的意思是，让她们自己思考，自己定义戴头巾到底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过程比摘下头巾的结果更重要，否则即使摘下头巾，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另外这也是一个策略问题。就像金斯伯格当年批评Roe v. Wade一案，觉得步子迈得太大必然会反弹（不仅宣布了德州比较极端的法律违宪，而且宣布了其他州比较温和的限制堕胎法律也违宪），加上判决把堕胎的权利建构在隐私权框架内，而非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权，也就是性别平等权之上，根基不稳，可能会被推翻，反而导致倒退。当时女权主义者为Roe v. Wade案欢呼的时候，她因为这个批评被骂死，但今天看，她的预言可能马上就要成真了。我觉得她是对的，进步不能由外界强加，而只能由团体内部讨论产生的共识实现。任何外部力量如果超越群体内部认知太多，还要强行介入，就很可能导致反弹。
是的。就团体内部讨论产生共识这件事情本身完全没有问题，但团体本身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哈哈哈，盗用和误用一个词汇。我的意思是说，团体本身构成非常复杂，各种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要达到共识所需要的那种讨论，并不完全是支持和“你说的都对”。比如你举的穆斯林姑娘的例子，这个穆斯林姑娘想要通过头巾来表达她对种族主义的看法，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我也不会说这是错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也会跟她讨论这个作为斗争工具的符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迄今为止我做到的还都只有跟不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讨论这个问题，她们也都表达了某种“伊们都是在自欺欺人”的观点，而且这种内部的“叛徒”很多时候比外部的人还更敢说愿意说一点….这也跟我所处的小气泡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在这种讨论中，在这个文化圈子里的人的观点肯定比我的重要且有说服力，而且是更值得倾听的，这是肯定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分歧。我跟从来没戴过头巾的女孩讨论，她们也是“自欺欺人”这个观点，但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主动摘下头巾的女孩就不一样。她知道戴上头巾是为什么，知道摘下头巾有多难代价有多大，所以跟仍然戴着头巾的女孩有更多理解和共情。
我们从一开头就没有分歧啊。我只是想表达一下这个topic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这个感慨。我之前在聊条的时候也跟你说起过，虽然我热衷于记录我跟格格巫吵架的经过，但我们吵得最多的架就是因为头巾，但我吵得越多，我越觉得没法写。其实我跟格格巫也并没有分歧，但我跟他毕竟有从自身经验出发的不同感受。我会更强调女性的处境，而他更多关注种族以及殖民、资本一类的议题，而且格格巫恪守男德，认为他作为男性在这个关于女性议题中要以女性意见为主（就好像我的意见不是女性意见一样…），但就是因为这种议程设置的问题，我们就能每次都吵个面红脖子粗。不过也是小吵怡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