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小时候是怎么过的年,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寥寥几次回湖南过年,倒记得很清楚,因为湖南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我读小学的时候,爷爷奶奶家冬天还是烧着炭盆,每晚大家穿着棉袄,披着棉被围坐一团看电视,烤橘子、糍粑吃。家里没有热水器,要洗澡的话就得先烧一桶热水,蹲在厕所的坑上洗。我爸受不了,后来就带我们去住酒店了。爷爷奶奶搬了新家之后也是如此。 其余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深圳过年。以前过年的时候,深圳总是空荡荡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如此。我们家过年,无非是多几个菜,电视上放着春晚。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吃完饭就跑去开电脑打游戏。我是在广东、香港文化中长大的,而春晚完全是北方节目大杂烩,我外公外婆甚至根本看不懂。我的两个姑姑在深圳,小姑姑开了十来年的湘菜馆,年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吃饭。厨子、食材都是湖南运来的,非常地道,所有人都记得我爱吃什么菜。可惜后来网上订餐平台火了起来,我小姑姑脑子特别清楚,立刻知道这一行是做不下去了,很快把店铺转手了。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别看现在各个平台这么大方地给顾客补贴,等把顾客都吸引过去之后,这个成本最后肯定会全部转移给商家。果然现在人人都在抱怨预制菜,却仍然在网上抢券点餐。 […]
疼痛
我非常沉迷身体的疼痛,怀疑这是我热爱篮球的原因之一。受伤是常有的事,因为我常常在篮球场上拼命,小学的时候就磕碎了两颗门牙的下端,回家路上感觉到嘴里好像有沙子,咯吱咯吱响。我的门牙至今仍然坑坑洼洼。总之根据我的经验,篮球场上有两种让人直冒眼泪的常规疼痛,一种是飞来的篮球直直戳到手指的痛,另一种是在篮底奋力投篮,篮球撞在框上反弹回来砸到鼻子的痛。此刻我左手的无名指正因为前者肿成了1.5倍粗。 但有一种疼痛,是属于我个人的。大学一次篮球赛上,我磕到了大脚趾,趾甲盖里全是血,我只能不停摁趾甲盖,好把血水挤出来。几天之后,我在寒冷的北京冬天穿毛裤的时候勾到了这片趾甲,把它整个掀翻了。正当我以为自己将永远失去大脚趾趾甲的时候,它又开始重新冒头。过了没多久,我跑去别的学校偷偷帮球友的学院打球赛,又磕到了大脚趾……这次没掉干净,我只好去医院找护士帮我把它拔下来。护士姐姐给我打麻醉的时候,我只听到刺啦一声,不知道为什么注射管里的液体喷射在了我整个脚面上。护士姐姐胡乱擦了一把,迫不及待地开始动手拔我的趾甲,在我“麻药还没起效啊啊啊”的嚎叫声中,我又失去了我的趾甲。当然它又再次长了出来。再后来磕掉趾甲就成为了稀松平常的事情。仔细数来,至今我少说磕掉过这片趾甲6次。每次它都又重新长了出来。学德语之后读Herta […]
Don’t worry, be angry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沉迷网络,很想拥有一部能够上网的手机。于是某个周末,我妈带着我去了中国硅谷。卖手机的大哥仔细了解她的需求和预算之后,思考了片刻,推荐了几款贴牌手机。我记得我选了一款白色的,有天蓝色的边边。我妈是特别节俭的人,即使手机在预算范围内,还是坚持跟大哥砍了几轮价。买完手机,我们一鼓作气办好了手机卡,欢欢喜喜坐车回家。没想到的是当天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有能连上互联网。无数次失败之后,第二天我们又坐车来到中国硅谷。 大哥聆听了我们的困惑,面无表情答复道:“当然不能上网。是不是有病,这么点钱想买个能上网的手机?!”,并且拒绝退货。 […]
德国法学教育的迷思
一年多前,我写过一篇介绍德国民法学备考方法论的文章,一笔带过地吐槽了一下德国法学教育。然而其中槽点之多,值得详细介绍。 我一直相信德国法学教育课程多、内容广的目的之一在于,阻止法学院学生阅读专业之外的书籍。学业都应付不来,自然没有心思读闲书。因此德国法学院学生阅读面之窄,常常让我感到匪夷所思。加上德国国家司法考试的成绩将伴随每个法律人的一生(在拜仁州号称是要刻在棺材上的,也就是说哪怕死了,这个分数也不会放过你),在每一个就业、升职节点上决定成败,堪称德国法学版高考,能够有效地阻止法学院学生成为一个正常人(参见《精英主义悖论:被制度化的自私》)。因此很大一部分法律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白人男子,注定成为高傲的井底之蛙。 […]
“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会做什么?
在微博上看到一组波兰超模Anjia Rubik为抗议波兰通过最严反堕胎法案、声援女性拍摄的Vogue封面。她全裸出镜,只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超模的身材嘛,就是非常瘦削,骨骼棱角分明。看到有人评论批评:“脱光了拍个照,这叫有力量?声援需要靠身援?买杂志的人是记住模特身材多还是支持反堕胎法案的多?”也有互关好友吐槽:“干瘦纤细的女人脱光了留个好拖拽的长发再穿个高跟鞋…有力量?” […]
The Skin of All
上周在杜塞尔多夫看了巴西当代艺术家Lygia Pape(1927-2004)的展。我对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期待,在踏入展厅之前,没有预料到自己会那么喜欢她的作品。 […]